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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国外绿色指数相关研究述评

http://www.ourpanda.com/   发布时间: 2011-01-11 16:33:54   来源:中国熊猫网

  国民经济绿色发展成为世界的潮流,也构成中国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目前,“绿色”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逐渐显现,国际机构和国外学者不断对绿色指数进行探索。虽然与绿色指数相关的研究很多,但明确提出“绿色指数”的不多,由于研究内容的不同,绿色指数的含义和指标测度体系的差异也很大。本文基于“绿色指数”测度的不同内容,对其相关研究进行述评,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生态环境、资源能源和生活质量等四个方面。
  一、测度宏观经济的绿色指数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给人类带来空前的挑战,一些学者和专家意识到用GDP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缺陷。国外经济绿色指数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对绿色GDP相关理论和统计核算的探索方面。概括起来,与绿色GDP相关的理论指标可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是从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如何衡量资源、生态环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就实现其与经济增长相结合的情况进行了有益探索。Leipert等(1987)提出在度量经济进步时,应该进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考虑引起环境污染的经济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价值,主张从净投资的核算中减去消耗掉的自然资源储备价值。1989年,卢佩托(RoberRepetoo)等提出净国内生产指标NDP(NetDomesticProduct),重点考虑了自然资源的耗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第二类是从福利经济的视角探讨绿色经济。最早对此进行尝试的是托宾(James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Nordhaus),1972年他们提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NEW(NetEconomicWelfare),主张把污染等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同时加入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NNW(NetNationalWelfare),该指标将超过政府污染标准的生产所产生的治污费用从GDP中扣除,同时将闲暇活动的价值也列入核算范围。1989年,HermanE.Daly和JohnB.CobbJr.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SEW(IndexofSustainableEconomicWelfare),该指标考虑了社会因素造成的成本损失,如财富分配不均、失业率、犯罪率等对社会带来的危害等,同时更加明晰地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如医疗支出等社会成本,不能算作是对经济的贡献。在可持续的研究基础上,CliffordCobb,TedHalstead和JonathanRowe(1995)提出了真实发展指标GPI(GenuineProgressIndicator),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真实经济福利,该指标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帐户,为国家拥有的真实“财富”及其发展随时间的动态变化,提供了一种可比的统一标尺。可以说,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和真实发展指标是全面反映经济、社会、环境的计量工具,将GDP按照与环境、社会和人力资本相关的全部收益和成本进行调整(Neumayer,2000;Lawn,2003)。
  第三类是从财富的视角探讨绿色经济。1995年,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中首次用“扩展的财富”EW(ExtensiveWealth)指标来衡量全球或区域的发展,该指标由自然资源、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四类构成,专家们公认“扩展的财富”比较客观、公正、科学地反应了世界各地区发展的真实情况。同年,世界银行还在《监测环境进展》中提出了真实储蓄率指标GS(GenuineSavings),该指标核算了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环境污染的损害之后的一个国家真实的储蓄率,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与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依据。
  以上三类指标可看作是对宏观经济绿色指数相关研究的早期探索,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规范和应用于实践的绿色GDP核算。目前国际上主要的绿色GDP核算方式有联合国的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SystemofIntegratedEnvironmentalandEconomicAccounting)、菲律宾的环境与自然资源核算体系ENRAP(EnvironmentalandNaturalResourcesAccountingProject)、荷兰的包含环境账户的国民经济核算矩阵NAMEA(NationalAccountingMatrixincludingEnvironmentalAccounts)和欧洲环境的经济信息收集体系SERIEE(EuropeanSystemfortheCollectionofEconomicInformationontheEnvironment)四类。这几种核算体系在侧重点上各有不同,目前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基本是按照联合国制定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Castaneda,1999),但是从各国开展绿色核算的情况来看,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客观、真实、全面反映资源环境的核算体系,绿色GDP核算仍处于不断研究探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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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侧重生态环境的绿色指数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环境影响评价的研究逐渐兴起。侧重生态环境的绿色指数测算了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状况,并关注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各国制定环境政策和调整环境战略的重要依据。
  目前,明确提出评价环境质量的“绿色指数”的研究成果是Hall,B.和Kerr,M.L.的《1991-1992绿色指数——对各州环境质量的评价》(Hall,B.andKerr,M.L.,1991)。该书提出了“绿色指数”的概念,对美国50个州的环境质量状态进行了评估。绿色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一、二、三级指标这三个层次,其中,一级指标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绿色状态指标,由空气污染、水污染、能源消费和交通、有毒物质、危险品和固体废弃物、社区卫生和工作环境、农林渔业和娱乐等7类二级指标共计179个三级指标构成;另一类是绿色政策指标,包含议会领导、政策促进等2类二级指标共计77个三级指标构成,突出了政府在促进环境质量提高方面发挥的作用,对于督促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中有所作为具有明确的实践意义。该书指标体系中大部分是相对指标,即大量采用比例、结构、平均、变动率等形式的指标(1);评估方法采用的是排名法。
  其他与绿色指数相关的侧重环境影响的指数有:环境可持续性指标ESI(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Index)、环境绩效指数EPI(EnvironmentalPerformanceIndex)、美国碳效率指数USCEI(USCarbonEfficientIndex)等。2000年,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开发了环境可持续性指标ESI,对不同国家的环境状况进行系统化、定量化的比较,包含5个组成部分、21个指标和64个变量,测试结果于当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WEF)上公布。此后,该指标不断被更新、改进,分别于2001年、2002年和2005年推出新版本。2006年,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者首次发布了环境绩效指数EPI,该指数是在环境可持续性指标ESI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按照环境健康、空气质量、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生产性自然资源和可持续能源等六大类别中的16项指数,评估各国政府在环保方面的表现,并对世界各国进行排名,其后他们又分别于2008年和2010年发布了新的报告。2006年,《绿色环保指南》采用美国各城市的空气质量、废品回收利用情况、城市绿地面积及交通运输等指标用以评估“最绿色城市”,尤金市最终当选。2009年,标准普尔公司针对投资者对环境集中指数日益增长的需求,推出了美国碳效率指数USCEI,测量大型美国公司在相对较低的碳排放量方面的绩效,该指数是标准普尔公司全球专题指数系列的一部分。
  另外,有些绿色指数则着眼于生态承载力的角度,比如:生态需求指标ERI(EcologicalRequisiteIndex)、生态足迹指标EF(EcologicalFootprint)、生态服务指标体系ESI(EcologicalServiceIndex)等。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提出了生态需求指标ERI,试图利用该指标定量测算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的对应关系,此指标被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是1986年布伦特兰报告的思想先锋(Goldsmith,1972)。1992年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liamE.Rees提出了生态足迹指标EF,1996年Wackernagel等人对这一指标进行了完善,该指标是指在一定人口和经济规模下,维持资源消费和废弃物吸收所必须的土地面积,实际上从环境和资源承载力的角度评估人类对自然的影响。1997年,Constanza和Lubchenco等人构建了生态服务指标体系ESI,以测算全球自然环境为人类所提供服务的价值,按生态环境对人类的作用把生态系统分为:生活与生产物质的提供、生命支持系统的维持、精神生活的享受三类。此外,OECD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WBCSD)开始在研究与政策中引入生态效率概念。OECD(1998)认为生态效率是生态资源用于满足人类需要的效率;WBCSD(2000)认为生态效率是通过提供能满足人类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竞争性定价商品和服务,同时使整个寿命周期的生态影响与资源强度逐渐降低到一个至少与地区的估计承载能力一致的水平来实现的。

 

  (1)其中,比例指标是一个统计量相对于常见的参照统计量(如:GDP、人口、面积)的比值,这类指标主要是为剔除各州的人口、面积等差异对总量统计指标的影响,更为客观地进行评价;结构指标是反映部分与总体比例的指标,如:受污染的河流长度的比例;平均指标用以反映一定时间段中某项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的统计量的均值水平,如衡量酸雨严重程度的PH值水平,选用的是1990年2月、7月、10月统计数据的均值;变动率指标主要指增长率指标,它是反映某环境统计量在一定时间段中的变化程度的流量指标,如:碳排放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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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侧重资源能源的绿色指数
  资源能源的绿色指数相关研究首先集中在资源承载力方面,Hadwen和Palmer(1922)在研究了阿拉斯加驯鹿的数量波动后,首次将承载力定义为:在草场条件不至于威胁到牲畜的变化范围内,所能支持的牲畜的最大数量。1977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协同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对全球五个区域117个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资源的人口承载能力进行研究。Jonathan和ScottKennedy(1999)从供水的角度对城市水资源承载力进行了相关研究。Rijisberman和Frans(2000)在研究城市水资源评价和管理体系中将承载力作为城市水资源安全保障的衡量标准。
  能源作为最重要的资源,与能源绿色指数相关的研究有很多,大体可分为能源开发、能源消费结构等两类。第一类是与能源开发相关的绿色指数。比如,2008年,标准普尔公司提出了全球替代能源指数S&PGAEI(S&PGlobalAlternativeEnergyIndex),该指数结合了标准普尔全球清洁能源指数S&PPGCEI(S&PGlobalCleanEnergyIndex)和标准普尔全球核能源S&PGNEI(S&PGlobalNuclearEnergyIndex),从全球角度出发,强调重视清洁能源技术的推广运用,侧重引导更加广泛的替代能源的过渡。但是该指数主要运用于发达国家的新兴市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2010年,美国著名研究机构CleanEdge在其报告《CleanEdgeStockIndicesStumble》中发布了纳斯达克清洁绿色能源指数CELS(TheNASDAQCleanEdgeGreenEnergyIndex),用以追踪那些致力于绿色能源技术领域的制造商、开发商、经销商企业的行为,并衡量其运营情况。
  第二类是与能源消费结构相关的绿色指数。2000年,LeeSchipper,FridtjofUnander和CélineMarie-Lilliu在《TheIEAEnergyIndicators》中介绍了绿色能源体系,分析了能源利用结构与经济和人类活动的关系,测算了人类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能源量。他们采用因素分解法来构建指标体系,把影响能源利用结构的经济、技术、政策和人等因素作为指标选取的依据,描述了能源利用和碳排放对人类经济活动的重要影响,为各个国家减少碳排放量提供了依据,但是该指标体系不能对能源现状和经济活动进行完整的分析。2005年,GregNothstein在《2005WashingtonStateEnergyIndicators》中详细阐述了美国华盛顿的“24”能源指标,并分析了华盛顿能源消耗的长期趋势,运用该指标体系能够对华盛顿长期的能源消耗及其影响进行评估。2009年5月,新西兰经济发展部(NewZealandMinistryofEconomicDevelopment)发布了《新西兰能源发展指数报告2009》,报告中将指标分为以下五大类:安全、环境影响、能源强度、承受能力和定价,这些指标试图衡量的是新西兰能源的关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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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侧重生活质量的绿色指数
  目前,国外对绿色指数的研究还涉及到消费者的生活方式这一领域。2008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与加拿大的GlobeScan公司合作发起了一项名为“绿色指数(GreenIndex)”的关于消费者环境相关消费行为的全球调查。首次调查在全球14个国家的14000名消费者中进行,消费者被询问其与环境相关的消费行为,研究人员对反馈信息进行国别分析并撰写研究报告。该“绿色指数”旨在度量消费者的环保生活方式,测量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在住房、交通、食品和商品这4方面对环境的影响。2009年,此项调查扩展至17个国家,每个国家仍然是选取1000名消费者参与网上调查,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中国和阿根廷名列绿色指数前四名,而美国、加拿大、日本和英国则排名倒数。
  此外,与生活质量的绿色指数相关的研究还有: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physicalQualityofLifeIndex),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DevelopmentIndex),快乐星球指数HPI(HappyPlanetIndex)等。其中,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是在1975年曾任美国海外开发委员会主席的詹姆斯•格蒙特和客座研究员大卫•莫里斯的指导下,由美国海外开发委员会提出的,于1977年作为测度贫困居民生活质量的方法正式公布,该指数由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和识字率三个指标组成。人类发展指数HDI,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是衡量包括生活质量在内的社会发展核心指标,由健康水平、教育程度、生活水平三个指标综合而成。2006年,英国智库新经济基金会(NEF)提出了快乐星球指数HPI,该指标主要采用预期寿命,生活满意度以及碳足迹来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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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简评
  国外关于绿色指数的研究确有诸多建树,不管从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以及指标体系的构建,都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不同,国外不同机构和学者对绿色指数的定义、评价指标和分析方法都存在一定差异,但总的来说,可以归结为文中提到的宏观经济、生态环境、资源能源和社会质量这四个方面。
  1、从对宏观经济绿色指标的探索到绿色GDP核算体系的诞生体现了由理论到实践的进步。测度宏观经济绿色指数的研究轨迹可以概括为:早期考虑的是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损失的关系;其后关注社会成本问题,关注污染和财富分配不公、失业率上升和高发的犯罪率带来的损失;进而又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出发,考虑财富和真实储蓄,为绿色GDP的核算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在相关的宏观经济的绿色指数构建中,由于评价指标和分析方法的差异性,对同一目标的评价结果往往不同,同时对环境资源的非市场价值的评价方法也需要不断完善。
  2、国外对侧重生态环境的绿色指数研究较早,生态与环境问题也是绿色指数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可以说,国外对侧重生态环境的绿色指数的研究经历了空间的转移和主题的转换,具体而言,上世纪中叶,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机构和专家学者尝试建立的相关绿色指数,主要集中在对生态环境污染破坏程度的测度;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不断升级,很多高耗能高污染产业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有关生态环境的测度等内容也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由发达国家向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倾斜,而测度的视角也从单一评价环境变成了测度低碳经济、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环境的可持续性问题。
  3、国外基于资源能源的视角建立绿色指数指标体系,有助于将资源能源问题纳入社会经济规划中统筹考虑,促进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同时,有利于促进资源能源统计的规范化,提高信息透明度。目前,大部分从资源能源角度对绿色指数进行的研究都是基于国家层面的研究,综合性较强。由于指标项目繁多,许多发展中国家相关统计资料严重欠缺,很多指标难以精确计量;此外,指标体系具有很大的区域局限性,各国经济发展和科技水平悬殊,民众节能意识和认识水平相差甚远,或者缺乏相应的计量手段,给能源绿色指数的测算带来一定的困难。
  4、基于生活质量的绿色指数,是从人的角度构建了绿色指数,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同时,评估各国民众在节约以及保护自然资源方面取得的进步以及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状况,是从消费的角度审视社会生产,能够创新经济发展观念,并且合理配置经济资源,促进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不过,上述指标在构建和评价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突破。比如,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绿色指数,受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和政策的影响很大,如果消费者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选择了小的住房面积、步行、坐公交车等“环保”的生活方式,而一旦经济条件改善,消费者有可能丢弃“环保”的生活方式。
  总的来看,国外与绿色指数相关的研究较多,虽然明确提出“绿色指数”的研究较少,国内也不多,但是不可否认,绿色指数的研究对我国这样一个工业化转轨时期的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我国现有的条件下,如何构建适合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的绿色指数,并采用科学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对各地区进行比较研究,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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